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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失的母亲(或许有些沉重,但值得你认真读下去)

        文/帕蒂古丽,选自作者《散失的母亲》一书。文有点长,请耐心看完。
        上篇
        生日这天凌晨,我梦见母亲走了。她躺在窄长的土坑上,身子被白布蒙着。多年来,我过生日的方式只有一个,那就是每当生日就写一篇《生日寄母》,自母亲莫名其妙地失踪以后,便搁笔了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不识字,我四岁起,她就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疾病的起因是一把刀。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刚开始不久,村里的殷会计被造反派怀疑偷窃代销店里的红糖,给他刚生了孩子的老婆补身体。这个从内地下放到大梁坡,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知识分子,在开他的批斗大会的前夜刎颈自杀了。
        现在想想,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动乱年代里,在一个村庄里,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环环紧扣、息息相连的。就像是一个连环扣,殷会计刎颈的那把刀,直接引发了我母亲的精神分裂。
        炎热的七月天,殷会计死在一片离村很远的麦田里,他家里八旬老母病重,老婆正在坐月子,善良的村民不忍心惊吓了他的家人,决定在村里做好了棺材,再去麦田收尸。
        村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木匠,做一口棺材得三天,尸体要在麦田里搁上三天,总得人看管,怕饿狼野狗会毁尸食肉。村里没人乐意做这桩晦气的事,看尸的活儿最后由我爹爹主动承揽了。
        我想是爹爹可能觉得反正自己每天挨批斗,去看殷会计的尸体,也不怕再增加点罪名。父亲那时已是远近闻名的“投机倒把”分子,大会小会,批斗游斗,母亲都战战兢兢地站在批斗大会会场最后面的角落里落泪。
        我父亲在麦田里看守了三天三夜。父亲也许是出于保留物证的动机,把自杀者用的那把刀,用手绢包着,放在大衣口袋里带回了家。
        昼夜为父亲担惊受怕的母亲,在父亲回家的那天,从他衣袋里翻出了沾着血浆的刀。我想这场让我母亲无法理解的运动,当时以一把带血的刀的形象,横在不识字的母亲眼里,她内心所有的恐惧都集中到了那把刀上。
        她疯狂地把刀塞进灶火里,又将烤红的刀举在手上,扔进门口的老河坝里,自己也不顾一切地跳了进去。幸亏河坝不深,母亲被救了上来,但从此她变得神智不清。
        我不相信什么鬼魂附体,村里的人却深信不疑。现在想来,胆小怕事的母亲对刀的恐惧,不如说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。自此以后多少年来,我们家的刀总是不翼而飞,父亲买了一把又一把,买得快,丢得快。
        直到后来,我家老屋子搬迁,才发现坑洞里、灶台里、地窖里、仓房里,到处是各式各样的刀,而那些藏刀的地点和方式,除了我母亲,没人能想得出来。
        后来,每当切菜找不到刀时,家里人就找母亲要,耐心地向她解释,这刀是拿来切菜的,不会再有人拿去伤人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这才打着哆嗦从门背后、火墙的里面或沙土堆里把刀拿出来,有时记性不好,也会忘了埋在哪里,那就只好再去买一把。
        懂事后,我常常看着无知无觉的母亲发呆:难道就是这个疯癫到对一切浑然不知的女人生养了我?生命这样残酷的给予方式,在好长一段时期,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
        然而,母亲把她窈窕的身段、柔软的肩臂,浑圆的腿和修长的手指,都再造一般遗传给了我,这些不由我不相信,我就是她生命的延续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失踪后,我常常从妹妹、姨姨、外婆身上,从自己和女儿身上找寻她的影子,幻想她有一天重新回来,希望她的病奇迹般地好了……
        从小失去母亲的我们这些孩子,就像没有桨的小舟无助地漂泊,尝尽了世态炎凉,人情冷暖,但我仍然以为自己比起母亲是幸福的,能够意识到痛苦,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
        我最怜悯的人是痴子,不是因为他们衣不遮体,食不果腹,而是可怜他们已经对这个世界无知无觉。
        其实,有时沉重的生活负担,也可以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柱,生活中的苦难,也会成为活下去的动力。人常常是苦难一旦消失,活着的支柱也随之坍塌。就像父亲,扛过了所有生活的重压,却在我们都已长大成人,可以替他分担时,他松了口气就猝然而去了。
        父亲去世后,我把老房子交托给邻居,把母亲拉到了离大梁坡千里之遥的边陲城市塔城,在那里安顿了一个家,弟弟妹妹寒暑假总会来这里团聚。
        在塔城生活时,母亲总记得大梁坡那个家的墙壁不够白,她从马路边背了一袋又一袋人家用过后废弃的白石灰回来,堆在屋子门口,说要带回去刷老房子的墙。她不断地从院子里拔一些野菜回来,用水洗了,煮进锅里。我知道,她还在大梁坡和她在甘肃天水那些饥饿的记忆里游荡。
        现在想来,那时母亲记忆里的地点,从来没有从大梁坡转换到塔城。她没有距离感,在她的概念里,塔城只是大梁坡边上的另一个村庄,步行走走,就可以回到村庄里去了。
        就像在大梁坡时,她的大部分记忆,还停留在
        6在岁以前的甘肃天水张家川一样,到了塔城以后,她的全部记忆似乎都停留在了大梁坡——那个她浑浑沌沌生活了三十年,生了七个孩子的大梁坡。
        在来大梁坡的最初两年,我母亲还是个姑娘的时候,外婆说她是五个姐妹中最勤劳,最心灵手巧的一个。这一点从母亲初嫁父亲时,绣在枕头和我的小鞋子上的花上,可以得到完好的印证。那些艳红的牡丹和小动物,逼真到像有生命的一样,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红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一病不醒后,我抱着小枕头和小鞋子哭过,亲吻过那些亲手所绣的花瓣和小鸡小鸭,那些植物和动物通过我含泪的亲吻,常常在我的梦里醒来,跟我对话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却是不能再醒过来了,她掉进了一个深深的梦靥的深渊里,那个梦靥深到像她的生命一样,或许比她的生命更加无边无底,深得谁也搭救不了,深得连她自己挣扎的力量也丧失殆尽。
        在塔城的三年里,每日坐在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母亲,她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,即使在吃饭和躺下睡觉的时候,她也在急急忙忙地跟自己说着没头没脑、没完没了的话。
        她听不进去来自这个世界的任何声音,也漠不关心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,除了她大脑里那些残损的记忆,她不再接受任何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信息,即使她至亲的儿女——她排斥这个世界。
        偶或一点意识智暂的清醒,偶然地看到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,被她记牢了,即使事情对别人来说早已过去了,她却耿耿于怀,始终不能从脑海里移除。
        对她来说,任何被她记住损害性的记忆,恐怕都是一种折磨,要缠绕她一生。强行接受的信息,她混乱的大脑根本无力处理,那些记忆就会变成病毒,时时危及她本来就不完备的大脑系统。
        所以,我们不敢把任何会刺激到她的事情告诉她。任何不好的事情,当着她只能搪塞和隐瞒。偶尔的清醒,她也会耸着耳朵听一两句我和弟弟谈论的话题,有时竟然也会插口进来。
        我和弟弟这才意识到忽略了她的存在,一不小心说漏了嘴,我们只好再编故事糊弄她,她歪过头去,自顾跟自己争论和谈话,再也听不进去我们补救性的言说。
        因为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糊涂,什么时候清醒,加上她清醒的时候一年里没有几次,她的清醒反而要使我们感到恐惧和受到惊吓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与我们的失散,先是从她自己与自己的失散开始的。她开始不再是她自己,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仿佛有两个人向两个方向牵拉扯着她,她无意识的胡言乱语,多半的表现也是对话式和争执状态下的两个人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分裂的大脑过分拥挤、兴奋和热闹,它被各种各样我们看不见、常人无法想象的东西塞满,现实世界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,都无法插入进去。
        有时候为了引起她的注意,我们靠高分贝的大喊大叫来干扰她大脑的程序,我们一遍遍地强调同一句话,好让她记住它。
        我们想方设法让她记住一些很关键的东西,比如不要去开水管和煤气。然而让人悲哀的是,她很聪明得记住了我们给她做的开水管和煤气的示范动作,却把我们同时要灌输给她的叮嘱弃之一旁,置若罔闻。
        我真想帮母亲把她失散的意识全部捕捉回来,关进她的大脑,让它们不再散失。然而连她自己都已经意识不到,她把自己的意识丢了,别人又能怎样?
        我和母亲在塔城,住在我所在的单位院子里的一间平房内。我与她共睡一张大床,为的是好看住她,她起夜,我是必跟着起来的。有一次醒来,见母亲坐着抱着我的脚,我吓到大叫,赶紧看她手上、身边有没有刀、剪之类的利器。
        当我明白,母亲只当我还是她的乳儿,见我睡觉把脚蹬到了外面,就帮我抱在怀里暖着。忽而一明白,心里顿时横过对一阵久违的母爱与柔情强硬的抵抗。
        我知道,这暂时苏醒的母爱,只是回光返照,转眼就会不见,化为心酸。为了赶走不争气的眼泪,我恶声呵斥着,逼她躺下睡觉。
        那个时候我用微薄工作收入,养活母亲,又要供几个弟弟妹妹读书。开学了弟妹除了要交学费,日用品样样都要备齐带走。这个裤子短了,那个鞋子裂了,生活总是捉襟见肘。
        暑假弟弟带了几个同学要看电影,跟我要十元钱,我只给了两元。弟弟不悦,摔门要走,母亲竟冒出一句:“你这不懂事的娃,你姐为了你们几个,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,还要惹她生气!”
        听到这句我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,几年的劳累、委屈、伤心一起涌上心头,淹没了我的理智。
        等痛苦过后,我清醒过来,回味母亲刚才那句话,惊异地回头去看母亲,母亲却一副浑然不觉今夕是何年的疯痴状态,口里胡言乱语,癫狂的表情真让我疑心,刚才那句话是我听错了。
        然而这句话,的的确确是母亲说的。
        我从未告诉过她,我不要自己的女儿了,我自己也没想过,我不要自己的女儿,是为了养妈妈和弟弟妹妹。
        这样复杂的一个推理过程,在我的大脑里都没有清晰明确的思考过程,半个脑子都已经坏掉的母亲,她是怎么想出来的呢?
        由此我一直有种怀疑,母亲的最后一次出走不归,是她刻意而为,她想为我们做出一种牺牲。
        当然这有两种可能,第一种可能是:母亲是在精神极度失常的情况下出走的,她想寻着一条路回到大梁坡,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走失了。
        第二个可能就是,她在按她脑子里的那个想法做事,她不想再给我造成重压和负担。她或许真的看清楚了我那时的处境,离开丈夫,弃自己的孩子于不顾,养着她和一堆正在求学的弟弟妹妹,爹爹去世后一切负担,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甚至有几次没头没脑地问我,要不要找个男人领张结婚证,被我用白眼制止了。她也白着眼睛骂我:“眼白多眼黑少,跟你爹一样!”我气到好笑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从那一年起,失踪了三次。第一次出去了一整天,到了晚上,自己找了回来,脸被晒黑了,嘴巴干裂,表情像一个刚刚哭过的孩子,脸上满是委屈,还有做错了事后的悔意。
        第二次出去了三天,被一个好心的汽车司机送回来,说是从塔城郊区牧场的一个牧人家带了回来,幸亏她还记得我们的住处叫红楼。
        那次回来,她脸上闪着笑意,像是出了趟远门,或者走了趟亲戚,头发、衣服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,我问她饿不饿,她摇头说,天天喝有奶茶喝、有馕吃,饿不着。
        第三次出去,母亲再也没有回来,那个冬天至今已经有20年了。
        我不知道,母亲这次,是抱了什么样的想法出走的,走的时候,她的意识处于什么样的状态,她是不是已经认出了自己,也认出了躺在她身边的我们,都是她的孩子?
        当时正是春节里,弟妹们从四面回来,天天围着一只大锅吃饭,一大间屋从间拉了一个布帘子,女的睡一半,男的睡一半。
        那天下午,我、妹妹和母亲挤在大床上睡着了。等我一觉醒来,床中间母亲的位置空着。我跑出去才发现太阳都西斜了。
        院子里四处喊了一遍,没有人影。我回来拍醒了弟弟妹妹,几个人分头去找。
        边陲的二月,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依然强盛,伸手拉开大铁门的门环,手指都要粘连在铁环上。院子外面的马路上,白天太阳下融解的雪水傍晚结了薄冰,镜子一样闪着寒光。
        我们在每一条路上呼唤,沿着每一条河寻找,不大的城市的角角落落,一夜之间被我们用脚量遍了。
        一夜又一夜,一遍又一遍听着风扣动门环的响声,以为母亲会像往常一样推门回来。然而,通向每一个方向的路都是漆黑的,每一道河流都闪着诡异的光。
        三天、三十天、三个月、三年……我们找遍了塔尔巴哈台山脚下的农村牧场、边防哨卡,都没有母亲的音讯。电视、报纸、电线杆上的启示,都无法换回关于母亲的一丝消息。
        我们偷偷回到大梁坡一带,挨家挨户去打听,生怕年老的外婆知道母亲失踪,精神上支撑不住,她问起母亲的状况,我们只是隐瞒、搪塞。
        那些年里,我们几个孩子无论走到哪里,都暗地里带上了一个如影随形的使命,寻找母亲,打听关于母亲的消息。
        我知道,这个世界跟我们开着一个残酷的玩笑,不知道命运之手,把我的妈妈推到了哪里躲藏……
        母亲,假使你认出了我们后,就决定与我们散失,宁肯你不认得我们。原以为,找到那个失散的自己,你就能找到我们,不料想,你认出了自己的那一刻,竟会与我们永远离散……
        如果这样一场失散是母亲的安排,我们已经无奈中默默地忍受了20年。如果是上天的安排,我跪在神前祈求,看在父亲看护他人尸体三天三夜的善行上,不要再惩罚我的母亲了,让她重新回来吧。母亲,归来。我们一起陪你回大梁坡。我知道,从母亲而诞生的,终会散失和消亡。母亲今年已经有70岁了,她生命的最后一程,应该由儿女来安排陪伴。
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下篇
        母亲走的时候,是痛苦的,还是平静的,意识是混沌的,还是清醒的,她有恐惧吗?我用一个梦里的场景,填补“母亲去世了”这个场景的空白。弟弟把妈妈的埋体推进了湖里,我在旁边看着,母亲蜷缩的身子用布裹着。母亲是冬天走失的,我一直活在“她还活着”的幻想里,从没有想象过她的埋体。那个梦仿佛亲历一般,我能感觉到那空气里的寒气,湖水看着很深,周围长满了芦苇和茂密的灌木,我很担心埋体会浮上来,心里希望弟弟用点力,推得远一点,不要让埋体在岸边打转,以免被人看见。母亲是不能够水葬的,梦里我很清楚这一点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还活着吗?她真的不在人世了吗?母亲至今没有下落,那个梦到底预示着什么,是我恐惧的反射么?也许潜意识里,我想用水葬的梦,为妈妈补上一个小小的葬礼。
        我不厌其烦地审视自己的身体,这是母亲失踪的那个年龄的身体。摸摸自己的身体,感觉妈妈的肉长在我的骨骼上,腰腿酸痛时,我用妈妈的表情体验疼痛,我把身子借给妈妈,让她拼命使唤,使唤累了,我从妈妈的疲劳里抽出自己。我替妈妈吃她最喜欢的食物,吃很多,然后装着她的样子很满意地打嗝。我小小的,一直长不大,大约只有四五岁的光景,我看着妈妈发呆,妈妈白白地生了我,我什么都无法替她。
        我一低头,就能闻到类似母体的气味。这种熟悉的体味儿,让我想起母亲,还有母亲衣服上的气味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走失后,我一直没有收拾过她的衣服,她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可以收拾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从里到外穿的,都是我穿旧了给她的,就连内裤也是。怕尿液不小心渗透到裤子外面,我在裆部缝了毛巾绒加厚。每次洗好晒干,穿之前我都要用手揉搓后再递给母亲,看着她不要穿反了。换好内裤,母亲总要叉开双腿,在院子里走一阵子,好让皮肤适应内裤的干硬。我总是不耐烦地看着她,她用表情示意裆部不舒服,一副抱歉的样子。现在想起来我冲动地恨不得立刻去超市,买一打内裤放着,叫她换上。母亲失踪后,我总是穿着破旧的内裤不肯换下来,用这种方式来减轻没给母亲买新内裤的内疚感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冬天的衣服是父亲在世时给我做的一身棉衣裤,里面穿的是哥哥的破秋衣秋裤,罩衣是我上高中时穿的那件藏蓝色涤卡翻领装,她捡了父亲留下的男式裤子当罩裤,用布带子系着裤腰,裤腰太大,一不小心会松了掉下来,有时候系得太死,母亲憋着尿,让我帮她解裤子,我一边责怪她,一边贴着她的肚子,用牙齿咬开她打的死解。往往我急得一头汗,母亲缩着肚子拼命往后退,嘻嘻地笑,说她怕痒,惹得我骂骂咧咧。
        羊毛绿格子头巾,扎了二十年的那条,村里的妇女几乎每人都有,是父亲的亲戚从南疆捎来卖给村里女人的,母亲那条正是有疵点卖剩的。同时捎来的还有格子连身裙,很宽大,有绿格子和棕色格子的两种,父亲特地给母亲留了一条,母亲在镜子前试了一上午,回族女人不许穿裙子,她一直不敢穿,压在箱底,后来被外婆翻出来烧了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走失后,我没有为母亲哭过。我只是想她的时候才哭。我也从来没反过来想想,母亲会不会想我们,她应该记得我们每一个孩子,她也会向别人絮絮叨叨说我们吧。我一直把她当作一个没有意识的人,一直那么自私地认为,只有我会想她。
        跟弟弟妹妹见面时,我们的谈话里只提起父亲,大家似乎竭力避免提到母亲,似乎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
        有一次,一不小心我跟弟弟说到妈妈这个字眼,我说“如果妈妈在的话,应该有七十岁了。”说完我假装若无其事地看看弟弟,他吃惊的样子让我大惑不解,他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称呼那样,从一个长长的梦里清醒了片刻,也许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有妈妈,又有点怨我不该随便提到这个词,妈妈对于他,只是一个没有实指的词,那个词代表的那个人,已经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三十多年了。他很快恢复了正常,他的正常就是对妈妈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意义始终保持麻木,我知道,他的意识又落入了母亲早已不存在这个现实当中。
        从弟弟观察我的神情来看,他似乎没有对我的平静表现出无法接受或失望,反而面露轻松之色,我理解他一直在担心我会为母亲的走失而悲伤,或者他也怕我看穿他曾偷偷伤心过吧。我们互相猜测彼此的伤心,但是我们从不互相诉说。我们不该伤心吗?母亲不在了,我们也不能表现出伤心,扭曲的感情和变硬的心,我们似乎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。母亲的失踪,变成了一件家族里隐晦的事情,不能像父亲的死那样被光明正大地提及。或者这比死更难让人承受,硬是要承认一个下落不明的亲人“已经死了”,这件事情比死本身还要复杂和残酷。
        我最不忍心的就是告诉弟弟,我怕他的心理无法承受。可怜的弟弟,一个完全不知道妈妈为何物的孩子,六个多月就送给了小姨家。后来没见过母亲几次,再告诉他却是母亲丢失的消息,我居然把他的母亲给丢了,他这一生恐怕还期待过跟母亲再次相认,就在小姨突然去世后,他才将“二姨”(母亲在她家姊妹中排行老二)改口叫“妈妈”。母子的缘分真是一层薄膜一样脆,一触即碎。
        妈妈这个词,会引发他脑子里一连串疑问:妈妈真的存在过?“如果还在”是什么意思?是说她不在了吗?不在了是指失踪了,还是殁了?
        这是一个言语不能触及的禁区,大家都保守着一个假秘密。家里甚至从来没有人问起过母亲在边城那三年跟我一起是怎么过的,还有失踪的具体细节,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有自己想象的情境,我不由地去猜测。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根本不去想这个,他们或许和我一样,会认定了母亲神志不清,就是说母亲根本不会知道子女在想她,把一个痴子当作付出怀念的对象,这在正常人的情感上是不对等的。或者他们根本忘了这回事,想到他们几十年了都不问,我心里有些替母亲悲凉,忍不住想提起来这个话题,但是,遇到的都是弟弟妹妹的沉默。
        只有小姨对我提起过一次,那是在父亲去世二十年的者那则尔(亡人的葬礼或祭礼)上,她凑在我耳朵边上说,让阿訇念经的时候,把你妈也给带上。我听了吓了一跳,她的声音被我的吃惊放大,每个字都在扎在我耳朵里,像针扎一样刺耳。我很抗拒她给母亲带丧礼的想法和做法,那样意味着我承认我妈妈不在了。我没有去给阿訇说,对小姨无来由地判定母亲殁了,而且连这种丧亲的仪式还要蹭着让母亲搭便车,她太不敬重自己的姐姐,我内心很有些怨气。这样不明不白地就承认我妈已经殁了,我无法接受,我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在内心承认过,妈妈不在人世了,因为谁也无法确认她已经殁了。
        我承认,过去都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,让母亲一辈子活在她的病里。现在我们又让她活在的隐晦里,母亲从来没有以一个正常的身份,正确地活过或者殁掉。活着的时候不能健康地活,殁了又不能明明白白地殁了,母亲是活是殁都冤屈得很。
        过去,无论她清醒还是糊涂,我们都不肯承认她是一个正常人,几乎可以这样说,我们用自己认定“她是一个精神病人”这个无理的说法,固执地剥夺了母亲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。我不明白,我们为何要这样否定她的意识,我们越是成长起来,就越是否定她,似乎我们的成长,一定要以她的意识消失为前提和代价,我们比小兽还要残酷。我们是在否定自己的母亲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。我们一定要以母亲为镜子,才能看清哪些是正常的,哪些是病态的。似乎没有母亲,我们就无法认清自己和这个世界。我们试图把母亲的疯癫合理化,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个正常的母亲。我们认定了自己的母亲天生就该是个疯子,这样就消除了本来要为此付出的痛苦,我几乎没有为母亲的病痛苦和抱怨过,只有对她的疯疯癫癫表示愤怒,我们用愤怒代替了痛苦。我们不想推翻已经认定的事实,谁都不想去追究已经转换了的痛苦,我们几乎不去考虑,就接受了这个疯了的母亲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、合情合理的接受方式,小的看着大的,态度惊人的一致。
        父亲应该报过无数次希望,都被现实颠覆了,不如干脆不再承认还有希望,反而踏实,父亲的想法像是通过基因遗传给我们一样,我们从来不抱希望,不给自己恢复希望的机会,打定主意就跟这样的母亲这样生活。正是我们的绝望,让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做真正的自己。由我们表现出来的对她绝望,母亲判定了自己将永远病下去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得了这个病,与其说是治不好的,不如说是我们强加给她的,是我们让她一直停留在疾病状态中,没有人试着带她走出来,哪怕是用一点点的努力。我们对这种病没有一点认识,因为她的病,我们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识了。有时候我甚至想,也许是她最后忍受不了这种状态才出走的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甚至在自己清醒的时候,都要装作发病,她怕我们不认识那个清醒的她。父亲有时恍惚着说她装病,撒懒不想去干活。母亲时好时坏的样子,也会让他疑心自己一贯的判断,他很矛盾地否定这一点,说她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,根本没有脑子。
        这句话,等于让母亲认定自己的病是不会好的,母亲只好再回到自己的病里躲起来。她怕父亲,父亲判定她的病不会好,她的病就不可能好。她也会反唇相讥,说我们是疯子,有病。我们恐怕真的有病,一家人真的都疯了。但是从来没有人会站在母亲那一边支持她,她的判定无效,她应该对我们很无望。在她的眼里,我们真是没救了,可我们从来都那么自信,从来没有反过来替她想过。是我们把她按在这个病里,让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,我们每天给她打上烙印,做上标记,刻上记号,她是疯子,疯子,疯子。她就这样忍受了我们几十年。
        我是一个自我欺骗到可以假装代替她活着的人。母亲失踪那年刚满五十,此后二十年里,她和我的岁数一起在增长。我每年给她和自己分别加上一岁,每年我的头发增白,也就意味着,她的头发白得比我多一些。我想想不出她很衰老的样子,她走的时候,脸上只有麻子,还没有皱纹。也许脸上那些密集的麻点掩住了皱纹,或者说,阻止了皱纹的生成。
        我经常回忆跟母亲走过雪地去看我女儿的那个下午,夕阳的余晖冷冷地斜射在雪地上,一会儿催着母亲走在我前面,我从后面看她小心翼翼生怕滑倒的样子,干脆三步两步走在前面,给她示范走快了也不会摔倒。我走了一截,站在路上等母亲走上来。站着站着,突然就想到了夏天,我抱着女儿走在这条路上,我累了,放她在地上,让她自己往前走,她一步都不肯走,就地站着不动,我再往前走,她跟了几步,见我停下,又就地站着,等我退回去过去抱她。我叫她走上来,她就往回退。我们中间始终隔着一段距离,谁都不肯让步。
        我希望那段雪路一直在我记忆里延伸,我就可以和母亲并排走在一起。
        到四道巷子婆婆家,母亲进门拉住外孙女的小手,要给她暖手手,母亲反复地叫她的乳名,口里呢喃着:让外奶奶揣一揣尕手手……娃娃稀罕呐。听到榕儿奶声奶气地叫外奶奶,母亲欢喜到满脸的麻点都拉成了细线,在脸上蹦跳,那天她口齿清晰、礼仪周全,也没有一句自言自语,一直跟我婆婆寒暄,让对方很惊奇地睁大眼睛。迫使我不得不用她的眼光,看待在我眼里显得有点异常的母亲。
        五十岁,母亲的身子骨还没有呈现出衰老僵硬的迹象,浑身的肉很活,充满母性的那种松垂温软。现在的我刚好长成了母亲那时的样子,我很欣慰,从五十岁开始,我觉得自己在替母亲度过慢慢走向老年的岁月。
        我的意识经常飘出去,飘到跟母亲生活的边城。
        母亲似乎刚刚还坐屋里,站起来将耳朵边花白的头发拢进绿格子羊毛头巾里,说出去转转,我知道她随时都能让她从大门那边进来,我随时都能把她朝着我走过来的样子,从记忆里调出来,复制到现在居住的小区的门口,她就那么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,缩着脖子,溜着肩膀,小心地走在窗外我看得到的路上,我一喊,她就会抬头,看见窗口张望的我……
        我差点要喊出来,我穿上衣服,匆匆下楼去叫她上来。
        我下了电梯,走出居住楼的大门,马路一下子空了,小区的大门开着,我问门卫,刚才那个进来的老年妇女,包着绿格子头巾,背有点驼,朝着这边走过来,看见她去哪里了吗?她可能是我失踪……是我妈妈。这个自然断了的句子,让我有点犯晕。我的另一股意识因为这个句子干扰,暂时中断了,我想起妈妈失踪已经20多年了。可我还是坚持认为我看见的那个女人,也许就是我妈妈,她这么晚来找我,本来能遇到妈妈的可能性,都被自己的动作迟缓不坚定破坏了。假如我早点下楼,不要盯着马路上的她发呆,也许我现在就站在她面前,向她介绍自己,让她辨认我。马路上与妈妈相遇这个场景,经过我无数次模仿和演练,随时都能出现在我眼前。
        也许有人给她指错路,她走到别的楼里,走不出来了,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找找。或者我站在马路上,等她出来。
        我很羡慕门卫,做门卫真好。如果我是门卫,一直看住边城报社的那扇铁门,母亲就不会走出去,我多次打问报社耳朵有点背的老门卫,他一直说不清楚,妈妈是在什么时候出去的。或许他睡着了,要不就是他开着门自己走出去办事了,妈妈钻孔子跑出去了。
        我一直站在马路边,透过玻璃门看门卫在屋里看电视,他们对电视的专注,让我很不放心。
        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,这个戴头巾的女人似乎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,我过去居住在那个小区,她就在那条巷子转来转去,现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区,每天去单位上班的那条巷子里,早上去和晚上回来,我都能看到这个女人。如果我中午偶尔有事路过这条巷子,也一定能遇到她。她从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,就像我从来不承认,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样,她成了我近在眼前的一个伤口,把我母亲活着的各种生活场景,每天展示在我的面前。
        有时候我想试着对她笑笑,最后还是忍住了,我不想打搅她,其实是我没有自信能够打搅到她,她是那么专注于自己,几乎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。心情不好的时候,我为这个偷偷地哭过。她居然不看一眼我,这就是我哭的理由。
        早上穿过马路,在巷子口,我又碰到了那个女人,她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避雨,她一边低头看着行人路过的脚,一边慢吞吞地把手伸进衣服里拼命拉扯,我顺着她的手看进去,衣服里高高凸起那女人的锁骨,锁骨下干瘪的胸,我猜测着她有没有哺乳过孩子,只看见她的手像拉起一块褐黄色布料一样,拉扯着一段肉皮的褶皱,从里到外看不见任何跟乳房有关的形状。
        没带雨伞的我,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站住,装作躲雨的样子,用余光打量她的赤脚和裹在黑色紧身裤里的细瘦的双腿,我想到女儿曾说她是这个城市里最健美的人。她的脂肪都在没日没夜的奔走中消耗尽了,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赘肉。
        女儿这样说的时候,她不知道我想到的是她的外婆,我丢失了的母亲。我关注这个女人纯粹是因为,母亲有着跟她一样的病,我知道自己关注所有的精神病人,都是因为他们跟母亲有着一样的病。女儿也会关注那些父母离异的孩子,像我一样默默地关注,不会说出来,甚至这种关注有时候是无意识的。
        这些年,我用母亲的声音祷告,我用文字把亡人跟我的生命连接。我一直用另一个人的身份生活,什么都不做时,我偶尔回来,身份可疑。我抱住自己的身体时,感觉抱着父亲蜷曲的骨骼,我想事做事的架势很古怪,愤怒的时候是我爹,疑神疑鬼的时候是我妈,对我的孩子不得其解的时候,感觉那是来自父母血缘里面的东西。疲惫时,我时常感觉妈妈在我里面呻吟,我不敢用她的嗓音说话,怕把自己吓着。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,反而更像我自己,像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,那时候多好,我也是一个有母亲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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